亨特：库托经验丰富这次有优势的

立法在这个层面的目的是追求法律的可行性，对应的主要是秩序和实效等价值。

政府需要在公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方面，追求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工作目标。只有保存量、调增量，才能稳步促进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

稳高是要让先富的群体增强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信心。【参考文献】 [1]胡仕林：《贫困的法律治理的国内研究述评与展望》，《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7期，第17-23页。在评判共同富裕程度时，不能只看平均数，还要看众数、中位数。从社区维度的共同富裕目标来看，需要区分城市社区、乡镇社区、村庄社区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档次的制度普惠效果、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覆盖程度方面的指标，一方面以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社区作为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以远离城市的村庄社区建设状况作为底线目标，这样就更容易为城镇社区创建达到中等程度共同富裕水平的社区保留足够的调适空间。借鉴相对贫困标准的测算方式，将平均工资收入水平40%以下的人口数量作为评判共同富裕程度的参数，更容易满足基本概念内涵稳定性的需要。

[4]赵鑫、任大鹏：《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3-42页。就行业等特定类型的群体而言，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做好兜底、维序、定界的公共服务，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共建、共治的作用，这样就能够为行业或特定类型的群体发挥创造力、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但是首先，同等分量并不意味着在每个单一的立法情形中都必须同时满足这些要求，而会有不同层面的侧重，比如在不同类型的立法中，贯彻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有程度差别的。

要言之，立法机关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是其履行政治职能的一种方式。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在内容上仍旧接近公法学，而立法似乎也一直被视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在通行的法理学教科书中，立法从来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章节出现的，体例也完全覆盖了上述立法学。第二是阐述问题的义务。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十三章。

(24)英文语境又称为一般法理学、分析法理学。(一)作为政治学的立法学及其缺陷 立法首先是一个社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贯彻和实施执政党与政府政策和目标的几乎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将执政者的道德与价值追求转换为全体社会成员行动准则的中轴和枢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享有最高的立法权与解释权。立法在这个层面的目的是追求法律的可行性，对应的主要是秩序和实效等价值。(二)立法法理学作为责任宪制 但不论是实践型立法法理学，还是理论型立法法理学，其共享的核心洞见就是秉持了一种大立法者思维：立法既非不受拘束的政治决定，也非仅仅对现有实在法的具体化，而是一个涉及设计宪制，受到道德、政治或法治原则指引的实践，这使得其理论属性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而立法法理学之所以在欧洲被竭力提倡，除了守法主义盛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因就是在立法数量不断膨胀的同时立法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既有的立法理论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困境。

(79)See Moshe Cohen-Eliya and Iddo Porat,"Proportionality and the Culture of Justifica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59,No.2(2011),pp.473-474. (80)参见[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总体而言，法学的知识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法律教义理论、法律的规范理论以及法律的元理论。这初看起来是一个优势，因为在此之上发展出的立法原则更为稳固，更具内在地位，而不会被轻易权衡掉，但危险也恰恰在此，它在与法律实证主义关于法律性质之争中并不更具说服力。因此，法律如果要实现其指引功能，就必须要能够裁决分歧，给出确定性的、可识别的指令。

(二)将立法塑造为理性化的原则论坛 立法法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继承了边沁以降的立法科学化、理性化倾向，强调政治和法律过程的理性化可能，将立法构造为一种原则式的理性论坛，从而使立法结果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72)实践型立法法理学对立法结果的重视、对法律形式层面的理性化的强调可以有效弥补这些缺陷。

(68)See Jeremy Waldron,Law and Disagre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16. (69)See Jeremy Waldron,"Legislation",in Martin Golding and William Edmundson(eds.),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236-247. (70)参见[美]尤里乌斯·科恩：《立法法理学中的现实主义趋向》，刘训东、郑菁菁译，载谢进杰主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5卷第1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页。(56)在法律理论家的眼里，立法机关似乎是一个黑匣子，其理论化程度远远不足。

(37) 具体而言，主权者的任务在于提供公共行动框架，解决公民如何共同行动的分歧。人大立法既要善于利用民主制度让人民参与进来，发出声音，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实际国情。任何立法都是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立法必须能够流畅地将立法结果(立法文本)传递给社会大众，立法结果必须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理解和认识。这显而易见属于对政治实践本身的理论阐释，因此一般法理学也必然涉及政治哲学的第二项任务。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可能是因为，立法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需要承担特殊的政治功能，特别是发起和引领变革，更替法律价值和政治理想，以适应国家治理和社会需求。相反，它们对法律持有的是积极的批判态度。

原则分歧既包括宗教学说上的分歧，比如不同信仰之间的分歧。首先，立法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特别是在以成文法为主导的国家，立法决定了整个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法官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解释或发展法律。

另一方面，法理学也不同于政治学完全科学化的倾向，只作描述不作评价，它可以容纳规范性，可以构建约束政治权力的指导原则，以克服政治学进路的局限。(55)立法虽然被看成一种重要法源，但常常被视为单一意志的产物或者一群人的产物，是合众为一，其重点在一而非合众。

(52)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的眼中，司法是法律制度的公约数，立法更多的是一种前法律过程而非法律本身。其中理智、偏见、情绪和无知混在了一起，让人很难相信立法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

(二)理论型立法法理学的意义 理论型立法法理学对待立法的这种独特方式既区别于直接将某种实质伦理立场应用于立法的伦理学进路(如边沁)，也区别于偏重描述与实证研究的政治学进路，更区别于偏重制度设计和立法操作技艺的法律教义学进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目前的立法理论偏重制度与技术，对立法原理的强调更多是出于体系完整的策略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立法理论的法理学品格。最典型的莫过于霍姆斯的看法：法律是对法院行为的预测。一项语言模糊不清的立法，不仅违反了语言层面的理性化，而且会使得法律形式层面、实用层面、目的层面和伦理层面的理性化都变得很困难。

一方面，它们有助于塑造以人大为主导的立法体制的权威，将人大立法提升为善治的典范。就特殊法理学而言，它们关心特定的法律主题，比如侵权责任的法理、惩罚的法理、合同的法理等，这些讨论看似至多属于政治哲学的第一项任务，即关于特定正义的理论化，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相较之下，实践型立法法理学将是更有优势的发展方向，更契合于大立法时代对于立法理论品性的期许。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国家权力的服务功能和政治责任，主张责任宪制。

(76)参见[澳]汤姆·坎贝尔：《法律与伦理实证主义》，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升立法权威。

(13)其次，立法通常也被视为法治的开端和先导。(12) (二)作为公法学的立法学及其缺陷 正是对政治学进路下立法不受约束和评价这一缺陷的严重不满，促使法律人要在法学内部发展出一种立法学。第三，立法制度是实体性准则而非观念性准则，是经过制度化的规则。(41)立法法理学的提倡有助于破除法律人的旧有意识形态(守法主义)，消除学科之间的相互偏见和不公正指责，超越传统政治学科与法律学科之间的对立。

现代社会已无法单纯借助习惯、风俗、民族精神等观念的演化进行秩序统合，其复杂的社会阶层、民族组成、快速流动的人口、日新月异的科技进展都使得我们无法再依赖传统维系秩序。同时也指代更为宽泛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法律人，只不过法律职业群体是最为典型和最为突出的代表。

(46)参见赵雪纲：《立法者的身份与立法学的品质》，《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47页。(25)近年来，法理学的性质问题(方法论问题)也日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讨论话题，其争议的焦点是法理学的性质到底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22)参见雷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最后，它可以指引中国目前立法理论的方向，有助于将学界提倡的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依法立法等原则统合成一个更为理论化的体系。